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經過將近三年的翻譯、協調與校閱，三位重量級政治學者Gary King、Robert Keohane和Sidney Verba（簡稱為「KKV」）合著的這本經典社會科學方法論《好研究如何設計》（Designing Social Inquiry）的中譯本終於面世，距本書初次出版已經過了二十年，其間，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領域有相當驚人的變化，KKV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二十年前，最流行的社會科學術語大概都跟「詮釋學」、「文化轉向」、「後現代主義」或是其它「後」什麼的「主義」有關，從認識論到研究方法的爭議上，許多當年學成歸國的學者似乎更傾向於田野調查、行動研究、歷史比較方法或文本分析，對於被貼上實證主義認識論之類標籤的量化方法，即使沒有嚴厲批評，也給予學生一種貶抑計量智識傳統的印象。
從文化轉向到量化轉向
在英語世界的社會科學社群—尤其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界，這二十年來並沒有延續文化轉向或者質化轉型，恰恰相反，在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與開放統計程式碼及數據庫的風潮下，跨國數據與社會調查的量化研究成果十分驚人。以近五年為例，在美國主流期刊《美國政治科學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或《美國社會學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等，每期之中量化研究論文獲得發表的比率，平均已超過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未必是過去所認知的個案研究，而是混合了量化證據或統計分析（例如以電腦程式輔助的詞彙分析或者紮根研究方法）的多種方法之整合型研究。
過去二十年的「量化轉向」並非英語世界獨有，而與知識產業以及各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全球化有關。在國際社會學會、美國社會學會或者美國政治學會的各個分組中，無論是政權轉型、社會運動、勞動研究、社會階層化或福利國家比較等議題，少數國家的個案分析或歷史比較分析已經無法滿足學術界的需要，因此更加仰賴統計方法，北歐五國—芬蘭、挪威、瑞典、丹麥與荷蘭重要大學的社會學者都十分重視統計分析，即使在以對量化研究保持批判態度而聞名的歐陸，例如德國的Max Planck研究所與法國著名政治社會學者Mattei Dogan（1920-2010），也相當注重量化方法的訓練與發展。課程
量化邏輯規範質化方法
在這場全球社會科學「量化轉向」的過程中，KKV也算吹響了號角，反擊質化學者對量化學者的種種批評。KKV認為檢證理論上的因果關係，是科學以及作為其分支的社會科學的首要目標，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好是以類似統計學的邏輯來設計質化研究，首先要辨明理論上的因與果，測量自變項（因）與依變項（果）的變化，觀察其是否相關，並且估計其不確定性。
KKV還提出許多質化研究設計常出現的謬誤。為了確證因果關係，質化研究者應該避免有問題的研究設計，例如單一個案的短期研究，會造成因果關係的不確定性—這是所有少數個案 （small-N）研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KKV建議擴大觀察值—無論是延長研究時間、或擴大個案數量與參訪範圍等，都類似於增加統計數量，是驗證因果關係的一種解決方案。
另一種質化研究常出現的問題，是研究者經常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依變項作為研究對象，卻忽略了自變項與依變項的變異性，這會造成個案選擇時的系統性偏誤，排除了那些與理論之因果關係不吻合的個案，或是依據個案量身打造一個無法一般化的理論，選擇極端事件而非平均值的研究策略也可能造成類似後果。因此，KKV建議理論的形成與驗證應該使用不同個案，而且研究者應該選擇自變項、以及接近平均情況的個案作為質化研究的切入點。
本書的論證精采而且密度很高，對一些流行研究—例如對商學院之個案分析（總是選擇成功企業）的批評令人拍案叫絕，光是避免犯下研究設計的重大錯誤這點，KKV就值得臺灣社會科學學生認真閱讀。
後進學者的求生之道
二十年來KKV引發政治學與社會學界的許多批評，甚至還出版了好幾本文集與專書與之爭辯，其中又以Henry E. Brady與David Collier的《反思好研究如何設計》（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最為精采，但這些批評反而彰顯了KKV的重要貢獻：大多數學者都同意質化與量化研究確實共享某些「好研究」的邏輯與評判標準，而KKV提供了其中一些普遍、重要而且實用的研究設計建議，至今仍是國內外碩博士政治學研究方法課程最常使用的教科書之一。
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學質化經典著作—無論是社會運動經典之作《自由之夏》（附錄使用了Logistic regression來估計參與社運的機率），或是勞動過程經典之作《製造甘願》（以線性迴歸來估計工人的產量），以及近年來獲得美國社會學會與政治學會獎勵的博士論文等，許多質化研究都以一些章節或附錄的形態加入量化分析的證據，來輔助其對因果機制的說明，這也顯示多層次與多種類型資料來源的處理，必須仰賴多元化的方法訓練。對社會科學界的新進學者或學生來說，一味膚淺地批判量化研究而排斥學習統計課程，於個人的學術研究實踐與科學社群智識積累而言，都是有害而無益。
二十年前的文化轉向使得一整代的臺灣社會科學學生更加認同並且認真學習質化研究方法，這不是壞事，卻也使他們忽略了自己的數學程度其實遠超過歐美學生的這項優勢—在臺灣就算數學再爛的學生，出國之後往往成為系上最強的統計助教，一方面顯示台灣的中學教育與統計教學出了問題，對社會組學生造成心理障礙，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台灣質化與量化研究者的劃界，無助於學生的求學生涯與整體社會科學的發展。
重新面對經典挑戰
KKV在二十年前做出了方法跨界的嘗試，要求質化學者認真看待量化分析的嚴整邏輯，並且使多元化的方法訓練獲得比較平衡的評價。KKV不能被簡單看成是「量化學者的逆襲」，而是對壁壘分明的方法陣營下了一道戰帖，對於那些同樣認真捍衛質化方法的研究者而言，本書至今仍構成重大挑戰。
本書作者之學術成就自不待言控制器仿真，譯者也同是青年才俊。感謝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盛智明博士與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韓佳博士接受邀請（這也是個挑戰），翻譯了KKV的第一個中文譯本，盛智明博士的研究興趣主要是社會運動、政治轉型與公共輿論，其博士論文分析北京與上海社區民眾組織業主委員會對抗基層官員的過程，是非常優秀的質化研究。韓佳博士的研究興趣在於東亞發展政治經濟學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學的量化分析。兩位譯文十分精確通順，為本人的校對省去了不少功夫，相信本書的譯出，將對華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教學與發展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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